为国家安全打call 宜昌工会在行动

命系第三条路 当业主和咨询机构都无法再推行的时候，有人提出了第三条路的模式，即由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出面进行协调。

当前，在节能领域，丹麦政府及企业也和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合作。现在，丹麦只需要过去一半的能量用于建筑供热。

中国能源网讯 国家发改委在制定能源发展规划时，确定总体战略 节能优先、效率为本，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立足国内，开拓国外，统筹城乡，合理布局，技术进步、体制创新，保护环境，保障安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保障，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支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包括丹佛斯在内的企业和私营部门，在提供和完善节能技术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丹麦非常关注有关污染、安全、环境和健康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严格禁止企业制造更多污染。例如，丹麦的丹佛斯公司生产的恒温自动控制器已经成为整个节能链中的重要环节，今天在欧洲几乎每一个暖气片上都能看到丹佛斯的温控产品。通过立法,制订强制性实施措施，引导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最终实现了每平米节约热能50%的明显成效。

通过为人类提供更高的舒适度,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丹麦模式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参考经验，（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热改革，尤其是在中国北部和丹麦和北欧其他国家有着相似的气候地理条件），正与中国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目标相吻合。在当时石油危机导致的能源短缺压力下，丹麦政府在住宅供热上采取了一个新的节能框架。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当中的共同规律和特点都表明：在这个阶段，GDP的能源强度都是上升的，我们国家2000年到2005年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和规律。

我觉得这次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会晤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确立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双轨谈判进程不能变。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来再继续谈判。中美两个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一个是发达国家中的大国，在发展中应对的问题和责任以及义务是不一样的。[page]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建坤专访如何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贫困化 ？位于南太平洋上的图瓦卢岛原本是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但如今，那里的国民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网友们大可不必担心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发达国家也提出到2050年全球未来的温度升温控制在两度，2050年全球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这些长期的目标。

我们气候谈判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应该维持已有的成果，沿着议定书和公约的框架继续前进，所以公约和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谈判框架，不能够取消。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指标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从现在来看，到2020年之前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国家仍然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因为这样的阶段一般的国家要持续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利用的风电能源2007年比2006年翻了一番，2008年比2007年也翻了一番，2009年比2007年还会再翻一番。

这是一个比较软性的指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说是特别规范的标准。现在，第一个承诺期马上到期了，所以要确定发达国家到2012年以后量化的减排指标。而且主要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有所限制。发展中国家取得共识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因此，它的这种负面影响也是在缓慢增加的，但不排除一些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会增加，气候事件的强度增大，造成的损害也会不断提高。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指标距国际社会的要求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是四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苏丹是七十七国集团的主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七十七国集团加上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

中国还是要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我们也非常看重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问题，所以不可能由中美两国来主宰气候变化的谈判。主持人：美国、日本、韩国在这个发展阶段都没有做到，只有我们做到了。气候变化的谈判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是由所有的缔约方大会决定的，比如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是由100多个缔约方来开大会共同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所以说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要对如何解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贫穷化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问题，而发达国家却比较忽视这样的问题。当时就确立了这样的双轨谈判进程，一个是在议定书下的谈判进程。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力度，同时也会加大投入来促进我们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最终实现我们所制定的这样的目标。

也就是说我要用比较少的碳的排放来达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家都要在公约的框架之下、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来解决问题，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

美国的17%包含了国内的碳汇（碳汇：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同时还包含了向发达国家购买减排量。我们国家公布了40%-45%的目标之后，很多国家也在关心，中国这个目标究竟是比基准排放情景偏离了多少，反过来就是说中国如何设定中国的基准排放情景。

我们也可以把美国的这个目标折合成中国的这个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相对减排目标来算一下。温家宝总理要亲自出席哥本哈根大会，也表示了中国的积极的态度和为大会所要做的努力。

哥本哈根大会上可能也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共识和已经取得的积极性的成果，把它确定下来。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还会继续沿着十一五的工作基础和已经在走的轨道继续加大力度，能够争取到2020年实现40%-45%的目标。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有能力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做得更多一些。所以说两国的责任和义务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中美两个国家来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事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应对气候变化，原来是按照什么样的排放轨迹排放的，现在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大家付出多少的努力要偏离原来的情景，要比原来排放的少。

主持人：来自中国、印度、巴黎和南非与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11月28日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与会各方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中有关重大问题达成共识，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主持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被舆论界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您对大会有什么期待和预测？何建坤：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反映了大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切，和对现在一些进展的担忧。

但是不可能突然就发生像好莱坞大片描述的那样，马上就有那么大的灾难，让人类猝不及防。从这个指标来讲，我们是下降40-45%，它是32%左右。

现在有些发达国家想混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想取消议定书，都在公约之下。在两年前，在印尼的巴厘岛形成了巴厘岛路线图。比如说，日本在1960年到1974年大体上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差不多。所以，现在我们定了这个目标就是必须要改变原有的、世界上所证明的规律，应该说这是一个没有前人的或者说是没有经验可寻的，我们自己必须探索的新型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道路，这既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政策，也需要民众全面的参与和企业的鼎立支持。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的支持。针对这些目标，发达国家也提出，比如，到2050年比1990年减排80%的目标，实际上这样的目标的确定就为发展中国家也确定了量化的长期目标。

为了实现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十一五期间目标，我们额外增加的投资大概是一万亿人民币。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到2020年，所谓的发达国家总体上应该比2005年至少减排25-40%。

而美国2005年比1990年碳排放增加了13%-14%，所以它的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要求的2012年就要达到的目标。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发展一些低能耗的方式。